中共的宣传和审查如何实现洗脑

昔日的自由主義者為何變成了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者？ 昔日的共產黨批判者為何變成了共產黨的擁護者？或者說，一個民族主義者，何種情況下會變成特立獨行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的看法和立場為什麼為變？進一步思考，人的看法和立場為什麼為變化？再進一步追問：人的意識和認知如何產生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智力和判斷能力的情況下如何對人展開洗腦？

以上的問題，是我今天要在這篇文章里思考的問題。

人是有智力和判斷能力的高級動物，智力和判斷能力又跟年齡正相關。正相關的意思是指一個變量增加或減小時，另一個變量也增加或減小。也就是說，5歲的人，極大概率下，智力和判斷能力會弱於10歲的人。10歲的小孩能應付更多更為複雜的場景，他比5歲的人多5年的生活經驗。20歲的人又會強於10歲的人。

智力和判斷能力跟快樂也正相關。認知放鬆度（Cognitive Ease）方面的分析認為，只要帶著堅定、歡樂的語氣傳遞資訊，加上不斷重復，人類和其他動物都能歡樂而堅定的接受，這樣就實現了快樂的學習過程。

智力和判斷能力跟統計採樣數量正相關。這個說法跟10歲的人比5歲的人多5年生活經驗一樣，10歲人多統計了更多的事件，從而有高於5歲小孩的智力和判斷能力。但這個說法強調的是，同樣是20歲或同樣是50歲的兩個人，一個離群索居過著孤僻的生活，另一個人東奔西跑接觸更多的人和事物，閱讀更多的書和新聞，有更多的閱歷，更多的統計採樣數量，瞭解更多的可能性，這兩個人一定擁有不同的智力和判斷能力——即使他們有一樣的年齡。

智力和判斷能力也跟關注方向相關。每個人的職業方向和專業關注方向不完全一樣，在不同領域表現出來的判斷能力也會有差異，有相關領域訓練的人能更為快速地作出判斷，熱帶漁夫和雪地獵人擁有不同的判斷能力和狩獵技巧，建築師比政治學者更瞭解如何防範建築被意外事件摧毀。

總而言之，智力和判斷能力跟「瞭解到的可能性」相關。沒瞭解過另一種事件的可能性，就無法更為迅速的對意外的可能性作出判斷，從而表現出較為遲鈍的智力和判斷能力。

基於前面的鋪墊，我來分析一下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的言論管制的實現方法。

言論管制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宣傳，另一個部分是審查。

宣傳是中共控制所有的媒體，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戶外廣告、數字媒體、社交媒體，在同一個時間段，展現由中共主導的同一主題的內容，進行所謂的輿論導向; 或對議程進行設置，用宣傳指令指導媒體機構決定用什麼口徑報道，哪些可報道，哪些不可提及。實際上是控制輿論的行為，並非真正經過大眾討論形成的公共意見，而是用宣傳機器製造的虛假的「公共意見」。

製造「公共意見」也跟認知放鬆度（Cognitive Ease）相關。如果民眾經驗豐富，熟悉「套路」，則會保持警覺。但是，在專制國家裡的民眾，通常對宣傳套路沒有認識，反而覺得祖國四處張燈結彩喜氣洋洋，在這個被宣傳的過程中充滿喜悅和自豪，輕鬆愉快的氣氛讓人們感覺很舒服。

製造「公共意見」需要重復。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讓你感覺直覺很有效，當重復的資訊再次抵達，仍然會讓人們感覺毫不費力而且熟悉，越常聽到的一件事，聽起來越像真的——比如「好人一生平安」，「社會主義好」，「人民地位高」，「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一家親」，「中國有5000年歷史」，「台灣是中國領土」，「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等說法。中國民眾都接受了這些說法，甚至台灣民眾都接受了其中一些說法。

審查是中共對出版物、網絡言論、個人言論、企業措辭進行限制的行為，比如中共對進口的韋氏詞典（Dictionary by Merriam-Webster）里的台灣的詞條採取覆蓋或撕頁的行為，對新浪微博和微信公眾平台上網民發表的文章提到天安門、西藏人自焚、新疆人被送集中營、香港人示威、各地民眾維權抗爭等相關內容進行刪除，但縱容環球時報、周小平等發表與人權保護相左的極端言論。

2010年，世界上最大的網絡搜索公司Google（谷歌）退出了中國的搜索市場。谷歌在中國的5年里，開發了google.cn，一個聽命於中共的搜索引擎，搜索結果借助GFW的過濾結果去過濾了批判和揭露社會的內容，因為中國各地的輿情監控系統不希望各類關鍵字能搜索到對當地官員政績不利的消息。

2018年，Google為了重返中國大陸市場實施了的蜻蜓計劃（Dragonfly），被google公司內部工作人員以及國際組織反對，一年後計劃被終止。蜻蜓計劃會打造一個符合中共要求的被審查的搜索引擎，也就是說，google為了錢，意圖幫助中共進行精細的審查，培養出有20歲的年齡但只有10歲的智力和判斷能力的人。

從2000年以來，在百度、谷歌、新浪、騰訊等中國網絡巨頭以及網絡基礎設施提供商的協助下，中共透過無數的宣傳指令、封禁指令、網站黑名單、IP黑名單，打造了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打造了獨特的像電影《楚門的世界》的那樣的言論環境，身處防火長城（GFW）內的人以為看到了世界，但他不知道那個世界是精心為他設計的世界，不知道還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人類沒有自由意志（Free Will）這個可能性。

自2011年習近平上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他認為互聯網亡黨亡國，網絡審查加劇，胡錦濤時代還能擁有的個人言論空間也被壓縮，有網絡意見領袖被上電視認罪，其他意見領袖和知識分子也噤若寒蟬，理性言論動輒獲咎，公民社會抗爭空間日益壓縮，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迅速擴張。在這張的環境下成長的年青人，缺乏對人權理念的理解，缺乏對他人的尊重，不瞭解國家、政府、政黨之間的關係，認為批評中共就是「反華」，在歐美國家留學時表現出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攻擊性，接受「香港暴徒」和「港獨」的說法，撕毀連儂牆，積極捍衛中共的論述。自他人看來是「被洗腦」，他自本人來看，則這是他信任的人和機構幫助他竪立的堅定的信念。

中國女作家蔣方舟在某個節目上說：「一個人如果不看書，他的價值觀就只好由他的親朋好友來決定」，這句話在網上引起廣泛認同，有網友進一步認為：「一個人如果不看書，他的價值觀就只好由他的微信朋友圈來決定。」

中共壓制公共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的表達空間，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支持者迅速佔領了傳統媒體和網絡社交媒體，所有繼續使用中國社交網絡平台的網民於是也沈浸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狂熱當中，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中國網民積極抵制; 美國反對中國2025中國製造中的國家補貼跟強迫外資進行知識產權轉讓，引發貿易戰，中國網民積極抵制; 香港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香港警察施暴，中國官方一方面封鎖消息，一方面宣稱是「港獨」運動，中國留學生在澳洲、加拿大和香港學生衝突，撕毀連儂牆，積極捍衛中共的論述。

Twitter上也有多個知名網友接受了中共官方論述，不同情香港示威，從昔日的共產黨批判者和文化批判者變成了共產黨的擁護者。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況？我認為，一方面，這些人在香港被香港人歧視過，情感上不同情香港示威者; 另一方面，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在國際旅行中以華人身份為榮，而香港人顯然不以華人身份為榮，他們以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為榮; 還有一個原因是，相對於十年前的中國，中國的言論環境很了很大的變化：智者不敢言，狂熱者肆無忌憚。社會學中有一個術語叫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在一個組織群體中，個人決策因為受到群體的影響，容易做出比獨自一個人決策時，更極端的決定，這個社會現象，被稱為群體極化。這也就是女作家蔣方舟提到的「價值觀就只好由他的親朋好友來決定」的理論背景，能解釋為何批判者變成擁護者，也能解釋中國言論環境迅速惡化的原因。

中國僅在表面上表現出一片形勢大好，仍然有許多「愛國愛黨」的小粉紅被「社會主義鐵拳」砸到：自己的權益被侵犯，沒有媒體敢報道，網絡訴說被刪除，或被警察登門拜訪。Twitter上有一個帳號叫「牆國鐵拳現世報」，蒐集的是昔日在網絡上表達忠黨愛國的人自己終於成了社會主義受害者的對照內容。可見，中共的宣傳和審查並沒有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沒有解決社會問題，封殺言論只是掩蓋了問題，甚至只是解決了說出社會問題的人。 

還沒有被「社會主義鐵拳」砸到的年輕人，他們還在無知者無畏的狀態中稱贊盛世; 目睹世風日下的中年人，則在尋找離開中國的方式。

前幾天美國參議員要求國家情報局對抖音進行調查 ，美國之音就這個話題採訪我時，我就提到，有鑒於近年眾多美國科技公司受中共商業間諜所擾，抖音作為中國公司一定受中共操控，且不說隱私保護方面的憂慮，光中共對內容審查，抖音作為一個在美國擁有覆蓋超過1億青年族群的能力的中國公司，根據Cognitive Ease（認知放鬆度）理論和「奶頭樂理論」，中共可以用歡樂的內容影響美國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若抖音讓美國青少年對社會主義國家充滿嚮往，對權威充滿敬仰，把獨裁者當偶像進行崇拜，對自由主義充滿敵意。這將是一件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大事，來自中共的審查能影響認知，影響學術界，影響政策，影響選舉，甚至摧毀美國現有社會秩序。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宣傳負責改寫歷史; 審查負責抹除歷史。

宣傳和審查不是中共的專利，所有的獨裁政權都這麼做，戒嚴時期的台灣、東德、蘇聯、朝鮮是近代的例子，大清帝國也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帶來的政治迫害，文字獄在歷史上也曾出不窮。只有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倡導的開放社會中才能抑制政府試圖審查的權力。

回到如何對人展開洗腦的話題上來。綜上所述，在歡樂的、毫無戒備的環境下，提供重復的、被篩選的、片面的資訊，洗腦就能實現，並且當事人並不認為自己被洗腦。

破解洗腦的辦法就是冷靜地提供充分的資訊，用嚴謹的邏輯去破解虛假陳述。為什麼強調要冷靜呢，因為情緒是一個壞東西，一旦有對立情緒，對方不可能接受新的資訊。如果能重復也不錯，重要的事情講三遍，三人語能成虎，眾口能鑠金，循環能洗腦嘛。多被「社會主義鐵拳」砸幾次，或多看別人被「社會主義鐵拳」砸幾次，也有破解洗腦的奇效。

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提到：「The whol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 and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傻瓜和狂熱者總是對自己堅信不疑，而智者卻滿腹疑慮從不輕信。）

我在本文中多次提到，輕鬆愉快的認知過程讓你感覺很舒服，讓你感覺毫不費力而且熟悉，讓你感覺直覺很有效，讓你覺得應該狂熱地捍衛自己的看法; 但這也容易上當，讓假的事情看似是真的，讓你覺得你學到什麼新知，其實卻一無所知。相反的，時常懷疑與分析需要消耗腦力，不但讓人很困惑，感覺也不好，但只有如此才能分辨真假是非。這也跟哲學家羅素說法接近，自由主義者對自己是否正確不那麼確定，但這種特質能讓人持續學習到新知，避免產生誤判。

網絡時代，分享重復的資訊比以往更容易，我們都需要保持警覺，才能分辨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常常聽到的謠言——越常聽到的一件事，聽起來越像真的。謊言重復一千遍就能成為真理不是開玩笑的說法，利用資訊操控人類是可重現的實驗。 廣告業就是這麼乾的，一黨專政的國家也是這麼乾的，各大宗教也是這麼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