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来到这个世界

我的出生是个意外
Born for legend

今天终于过生日了。前些天出现过身份证生日、公历生日等生日,可我作为农村长大的人,从小过的是农历生日。身份证生日是把我的农历生日写成公历格式,于是每年9月6日会收到来自银行的短信;公历生日是我不忍在社交网站填写身份证生日,也没有农历生日可填写,于是填写了1981-10-03这样的格式,这确实和1981年九月初六是同一天,于是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大多会在10月3号这天发来祝福——彼时情义满满,可内心尴尬。农村长大的我,仍然对小时候生日那天独有的灶灰中可能烧焦的煨鸡蛋记忆忧新,那是我们的生日蛋糕,来自父亲的独享的生日礼物。

1981年的九月初六是辛酉年丁酉月甲寅日,居然不是酉年酉月酉日,不然可以像神神叨叨的文艺青年一样,号称自己的出生带着使命,在神化自己的妆容上再加一笔浓妆。父亲告诉我,只是因为天亮的时候出生,所以选了“曙光”这个名字。这名字很俗,俗到在小学某次表彰大会上叫到周曙光时,我站起来准备去领奖会引起哄笑——不是没我的奖,只是因为高年级也有一个周曙光。若干年后,透过网络查询到湖南有200多个周曙光。

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长大,放牛,拾稻穗,摘茶叶,摘茶树果子,去菜园子采摘,做饭,扫地,洗碗,总得被迫不情不愿地做一些家务。从来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以为别人都一样。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疑惑是,课本里有提到红军过草地没饭吃要吃皮带要吃屎里面的豆子,他们为什么不带米或谷?我们家的谷仓里都有许多稻谷啊。很多年后,读到某皇帝看到有老百姓饿死问“何不食肉糜?”,当时也嘲笑了没见识的皇帝。现在想起来,皇帝不知道百姓的处境,我不知道红军长征的背景,这都是因为没有人提供足够完整的故事背景的缘故啊。我来讲讲我出生的社会背景吧,也许对大陆长大的人是一个平淡的故事,对于香港和台湾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瞠目咋舌的传奇,甚至对其他80后来说也是奇谈。

我的父亲生于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国民党政权。父亲的爷爷是个读书人,我的爷爷却是个化生子,也就是不务正业的败家仔的意思。爷爷有一个被赋予很高期望的名字,姓周,名定中,来自“王师北定中原日”,可见太公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给我爸起名字的也许仍然是太公,我爸叫“国全”,不是“国破”。父亲的父亲有两任老婆,第二任老婆生了四个孩子。用父亲的话说,我家爷爷一个未成年的三叔死于“五风手里”。“五风手里”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农村搞人民公社,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59年到1962年搞出大饥荒,还号称是“三年自然灾害”,四十多岁的爷爷饿死了,三叔淹死在池塘。杨继绳的《墓碑》里统计的三千七百万饿死人口数据里也许包括我爷爷的名字。值得庆幸的是,我爷爷是死在40多岁,不是9岁。所以你不会听到“我爷爷9岁就被共产党杀害”的笑话。

不过,幸好我爷爷是个化生子,所以1964年我父亲为了不被饿死,去当兵时没有出身成份问题,顺利地当了兵。他说饥荒年代能有饭吃的机会就是去当兵了,若打仗死了,家中母亲还还有军属饭。为了当兵父亲还把年龄报小了一岁,号称是21岁。父亲的出身没有问题,还在部队里入了党,1969年和母亲结婚,1970年退伍,转业到煤炭坝煤矿。基本上是化生子爷爷保佑他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

我的母亲是1950年出生的,19岁嫁给我爸。她也在文化大革命混过来了。外公虽然是个唱戏的,可能只是民国时期的才艺而已,要养活6个子女,仍然艰难度日,母亲说自己曾跟随外婆去讨过米。我父亲也说小时候去讨过米。所以我若说我是乞丐的儿子,这不算扯谎。

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1972年,大姐出生,1974年,二姐出生,1977年,哥哥出生,1979年,三姐出生。1981年,我出生。

1979年就开始有计划生育政策了,违规会被经济上和行政上得到处罚。父亲因为三姐的出生被罚了一级工资,也就是应该升级一级工资的时候被单位处罚,这让父亲每个月少了10块钱。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7块5毛钱一个月,大约可以换4石谷。而我的出生则惊险多了。三姐出生后,父亲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做了绝育手术,然后我母亲又怀孕了,被单位和政府的人多次劝说下,母亲上了手术台,准备做流产手术,最后关头,母亲后悔了,从手术台上逃脱了,我免于一死。也许到我出生前,母亲在东躲西藏。父亲说,出生前还有位姓钟的同事想无论男女都领养走,都答应人家了,结果生出来后母亲看是男的,又不肯了。按说,我的出生是不是应该引来强权拆房扒瓦强制罚款?没有。父亲说,单位的人认为绝育手术都做了,就不罚款了,也不做行政处罚。只是农村不会承认我的合法存在,不分配田地给我。按照农村的规则,出生就能从集体土地里分到地。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在出生前就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这不算胡扯。我还没出生就要杀死我,这仇可以记下 :) 也可以这么说,共产党想去父亲的生殖器里杀我,我提前跑了,共产党想去母亲的子宫里杀我,我还是避开了。我这命够硬吧?如果你看过《v for vendetta 》,你这时应该明白为何我的Twitter上的名字后面会加一个Ⓥ符号,这不是羡慕大V然后自己给自己加V的意思,是有仇要报的意思。这仇没有具体的敌人,但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出生后的8年里,我在中国的人口普查登记表上是不存在的,我是黑社会人口。直到1988年,父亲决定让全家吃“国家粮”,也就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村里的田归还给村里,我的年龄报大一岁,然后全家都每月有几十公斤的粮票指标了,从此双抢时节我不用负责做饭和翻晒谷子了,也不用跟着去粮站送粮了,我有户口了,我被社会承认存在了。年纪轻一点的80后和外国人也许不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户口的中国居民拿村里的集体土地种的粮食,每年要无偿地缴一部分给国家,卖一部分给国家可以换到钱,留一部分做口粮,而城镇户口的居民,则可以分配到粮食,也可以从流通市场买到粮食,甚至可以拿城镇居民独有的特权买到便宜的物资,然后卖给流通市场,这个流通市场还被称之为黑市,这种行为被称为投机倒把,这种制度被称之为经济双轨制,这种计划经济逐步转为市场经济被称之为改革开放。我母亲就常拿面条换村里其他人的大米,或拿煤油换黄鳝,一斤煤油换一斤黄鳝,村里青年拿煤油灯去田里用竹夹抓黄鳝,然后拿部分黄鳝换煤油,皆大欢喜。

如果你对以上文字感到新奇,那我推荐你看一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那里描述的和我说的背景一样。今年过年回湖南看望父母的时候,我想邀请父母一起欣赏这部电影,我相信父母一定能找到时代的共鸣。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历史背景,离现在已经34年。

Zola Zhou
周曙光
2015年10月18日

来自周曙光的BLOGSPOT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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