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安辉:乡镇自治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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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自治是大趋势

作者:□梅州市梅县南口镇(原瑶上镇)瑶美村村民 丘安辉

我认为乡镇自治是未来大趋势。因为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民主趋势。就笔者所在的梅州市梅县瑶上镇,自满清至民国时期的行政建制数百年运作不衰,而解放后二度派出乡镇府,二次负责解体,至今无力重建的历史事实,就证明了这点。

瑶上镇位于梅县西北部,是面积只有77.8平方公里,人口至今不足二万的山区小镇。据梅县统战部社会科藏书《梅县风物》记载:满清时期为瑶上堡,定制最久。民国时期改为瑶上乡,实行乡、保、甲自治制度。乡、保、甲长的产生,由本地乡民、乡绅及海内外乡亲共同推荐出德高望重,有一定文化,愿为乡亲服务的人士担任。这样产生的官员,植根于乡民之中,既受乡民拥戴,也受乡民民主监督。

解放前夕,瑶上最后一任乡长是瑶上水口村人罗桐曾,解放前夕逃往台湾,改革开放后有钱寄回家乡,80年代后期逝于台湾,有遗作。当年他任乡长,手下只有文书一人,乡丁(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三人,乡公所总共五个官员,负责全乡十二保、一万余人的社会治理,保证乡民官居乐业;负责海内外乡亲沟通,协助乡民搞好家乡生产建设和公交事业建设;负责全乡的工、农、商业税收,上交县财政。其官员少,行政效率高的秘诀,全在于官民同心同德,乡民有民主权利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可以减少行政人员,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自治的先决条件是土地财产私有制,民主权利才有保证。民国自治期间,土地交易活跃,农民自主用土地盘活社会资本,盘活社会人才,调动个人积极因素,发挥各人专长,一时造就了大批海内外工商界的成功人士。如海外华侨丘克刚先生、罗光华先生等,国内的有罗善民先生等;还有海外发展后携资回乡购置土地开发农业的成功人士;如国民党将军李铁军侄女李祥娣夫妻,海外发展后回乡购置土地办茶园,及办茶叶加工场,制茶出海外销售。可惜解放后打成华侨地主郁死。

在本乡出现了初具规模的私营企业;如石灰厂、棉革厂、农械厂、砖瓦厂等。解放后没收改造为乡镇企业。 在商业方面,建有新圩市场,大宗交易有茶叶、柿饼、桐油等,有商贩收购销售全国各地或海外。在公益事业方面,已建有十一间小学,一间中学;修了一条西起石坑镇交界,东贯南口镇,直达梅城的三十余公里的梅瑶公路。这些公益事业的建设,全是乡民同心协力,官民同心同德,捐钱捐物捐土地出义务工办起来的。如果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民主自由,如果没有民主自治,绝不可能完成如此公益事业。民国自治期间造就的福址,绵延至今。直到现在,瑶上公益事业的建设,贫困亲友的周济救助,其主力军仍是民国自治期间出去的港、奥、台胞及华侨同胞。民国乡镇自治期间的成功业绩和民心稳定,远非现在的乡镇政府所能望其项背的。

例如解放后,废除自治制度,由只有五个自治官员就足够的乡公所,改为派出二十余位官员的乡政府。农民土地由私有制逐渐转为公有制,对农村个体工商企业进行没收改造,农民生产积极性骤然下滑,导致经济倒退,财政短缺,乡人民政府于1956年只好第一次负责解体。

十年后后的1966年春第二次重建瑶上乡政府(当时是公社,后改为镇政府)。官员仍是二十余人,以后逐年增加,到解体前已增至近百人。结果把瑶上越治越乱,政府越治越穷,到20005年只运作了38三十八年的政府,在民众怨声载道中,在留下大量的社会问题中第二次负责解体,至今无力重建。人们不禁要问:满清至民国期间,人口稀少,经济没有现在发达,政府机构数百年运作不衰,方便百姓办事,维持一方社会治安。解放后人口增加,经济发达,为什么政府反而把瑶上治垮了,解体了?我们认为如下原因:

  1. 派出政府机构臃肿,官员由二十几位逐年上升到近百人,造成冗官冗费,行政效率低下。为了维持政府的运作经费,从一个为百姓造福的政府演变为掠夺百姓资财的衙门。
  2. 取消私有制,农民失去完整的土地权,农民自然失去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权利,更没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政府的行政成本,社会治理成本必然增加。
  3.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官权直接控制“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甚至“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垄断行政权和经济所有权,民主监督丧失,官权失控,与民争利,侵犯民众利益,官民矛盾日更尖锐激烈。

瑶上镇政府掠夺农民财产主要表现:

  1. 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强行拍卖乡镇企业,财产没收为政府所有,强行驱赶工人净身出厂,终止老工人退休金,引起不少老工人含怨郁死。还存活下来的老工人二十余年来至今仍在投诉上访,一直没有把问题解决,引起海内外乡亲的同情关注,社会民怨在累积。
  2. 不通过杜志民代表大会,强征强卖农民集体土地,学校土地。农民、学校的“集体所有制”土地失去保障,民心浮动。
  3. 政府把瑶上人民解放前后辛苦积攒的家业全部卖光吃光后,最后把新圩市场的公共厕所也卖掉。现在每逢集市,上千人流动,无处大、小便,苦刹市民,无不怒骂现代政府下流缺德,民怨声在集市中不断扩散、感染。
  4. 派出政府侵犯农民利益以后得不到追究。例如政府强卖农民土地,学校土地;强卖乡镇企业,工人不给安置,终止老工人退休金;强借瑶上中学办公费X万元,侵吞校友捐款XX万元等,现在政府都解散了,农民投诉上访也几十年了,谁为农民、学校作主?
  5. 顺提一事,派出官员的素质令人担忧。例如:1997年6月,瑶上一副书记带队在瑶上占前队征地,遭农民抵制,这位副书记狂言:“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就你们几个农癞了还想守住这几寸土地?”村民哗然:“你们共产党是否要把我们农民当蒋介石来消灭?!”2000年8月,瑶美村民质问党委书记:“你们为什么不通过村民就强卖我们的土地?”这位书记傲慢回答:“你们共产党想要谁的老婆睡觉就一定要得到吗?”以上书记、副书记的狂言至今在民间流传。这样低素质的劣官,把民众本来衷心拥戴的共产党政府搞得声名狼藉,影响极坏。遗憾的是,这些劣官把瑶上治垮了,政府治垮了,反而升迁了。

纵观瑶上镇人民政府,对瑶上确实“成事不足,败家有余。”以解放前民国自治政府和现在的政府比较,瑶上乡民众、海内外乡亲无疑选择民国时期的自治政府。

“郡县治则天下治”,无下治的基础在郡县,乡镇无疑是基石。乡镇如何治理的问题,是“天下治”的最根本的基础问题,很值得探讨。纵观解放后至今,农民丧失了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官权直接控制了农村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搞的土地,财产、账务一塌糊涂,民众怨声此起彼伏,这正是农民不断投诉上访,群众事件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的百病之根,万恶之源。还权于民,官员直接产生于民众之中的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历史经验很值得借鉴,根据现今形势发展,加以适当修改完善,可以复制实施。
   □梅州市梅县南口镇(原瑶上镇)瑶美村村民 丘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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